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新模式能否解决老问题？

更新模式 强调行业企业主体地位

成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原因几何？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宗诚看来，共同体由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组织，以政策、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为纽带，通过实体化运作，实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目标。“根据世界多国的发展经验，当经济发展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科技发展需要更多专门型人才，此时，推动优质资源集成共享便会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性选择。”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总督学池云霞表示，职业教育集团模式运行30余年，目前全国已组建各类职业教育集团1500多个，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实践表明，职教集团虽推动了职教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和而不深”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破解，根本原因在于，职教集团实际是学校牵头，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并不高，实体化运行困难重重。

“因此，要进一步更新产教融合模式，更加强调行业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地位，面向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联合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各类技术培训、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池云霞说。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有什么鲜明特点？

“首先，相比市域产教联合体，它的跨区域性更强。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单位就覆盖了全国22个省份。”池云霞分析，“这一共同体的关键点是‘行业’，跨区域属性为其在全国范围内聚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了便利，如‘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依托的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业链长、上下游重点企业多，通过共同体建设，联合产业链相关重点企业，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协同攻关，将产出一批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成果，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相比以往，融合内容更广了。”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所研究员周海英表示，此类共同体不仅覆盖了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习实训，以及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学历继续教育，还赋予了“随企出海”、思政育人等新功能。

关注新问题 力避“貌合神离”“项目烂尾”

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新问题、新挑战？

“首先是利益分配不明可能导致合作缺乏活力。”宗诚认为，共同体包含多方主体，可能涉及各方利益分配问题，因此需要协调利益关系，明确责任和权利，以确保合作能够长期持续。“要解决好政、行、企、校多元投入之下的产权归属认定，只有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保证更多共同体实现实体化运行。”周海英补充。

“也要关注组织管理问题。”宗诚提醒，共同体由政府、企业、学校等多方参与，若仅是松散型合作，没有行政赋权，又没有专门经费投入，其应有的合作协调和指导作用将会被淡化，相关职能的执行效果便难以达到预期。

这一问题也被池云霞提及。她进一步分析，共同体成员单位本身有其管理部门和权责限制，共同体的成立、运行要注意与成员单位已有治理结构之间的统筹协调，避免因多重管理而造成运行效率低下、绩效数据失真等问题。

“相关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一些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头部企业，有可能受社会形象提升等多方面利益驱使，在对共同体建立初衷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跟风牵头成立或参与成立共同体。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因部分企业对政策理解不到位，对共同体要求的汇聚产教资源、服务高效对接、支撑行业发展的目标任务理解不深不全，出现‘项目烂尾’情况，造成较大资源浪费。”池云霞指出，有些龙头企业体量大、实力强，可能会以其分支企业牵头成立若干领域的共同体，但因其业务不够聚焦，工作精力难免分散。一些学校为了争取政策中的“重大绩效奖励”，可能会“削尖脑袋”参与多个共同体，进而挤占资源、分散精力，甚至影响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建立新机制 助推共同体落地

如何助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顺利落地？

“建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协调机制。”宗诚建议：“政府统筹资源配置，协调多方利益，为共同体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以及专业人才分类标准、岗位资格标准，提供动态的行业岗位需求信息，促进专业布局与当地产业结构紧密对接，提高人才培养对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企业则需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参与学校专业规划、人才培养规格确定、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等。科研机构可构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通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链条，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等。学校服务企业用工、培训、产品研发等项目，促进人才合育、资金合股、教学合作、研发合创、产业合建的校企合作，使学校、企业成为育人共同主体。”

“组建专班推动共同体落地。”池云霞呼吁，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高校和职业院校三家牵头单位各自组建稳定的工作团队，由专人负责共同体组建的前期联络、资料准备、建设沟通等，畅通牵头单位之间、牵头单位与成员单位之间的协作渠道，依据章程共同实施人才培养、技术培训、技术创新等活动，按照关键时间节点，开展自查自检，采集任务建设情况。

宗诚则认为，建立合理的产教联合组织结构很有必要。应成立由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负责统筹、协调和管理，有效推动各主体深度参与职校专业规划、人才培养规格确定、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共商培养方案、共组教学团队、共建教学资源，使共同体由松散型合作向紧密型联合转变。

“另外，还应聚焦主责主业，关注重点监测指标。”池云霞表示，龙头企业和牵头学校应集中精力深耕优势行业或专业领域，汇聚有效资源支持共同体做大做强，依托产教供需对接机制、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协同开展技术攻关等方面建设任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中面临的人才匹配问题和生产性、技术性难题。同时，重点关注协同创新能力和支持保障等监测指标，“这些指标既能反映各类牵头主体培养人才、岗位培训、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等实际情况，还可反映各类成员单位在共同体建设中资源投入和专项支持政策等方面的落实程度”。